90年代初我刚刚到香港大学任教的时候，有感于香港政府的效率与廉洁，与几位资历最老的同事聊天，他们告诉我，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香港政府在西方人（这几位都是西方人）眼里几乎可以与今天亚洲最腐败的政府相提并论。直到今天我也还是不知道这是否有些言之过重，“不过香港人确实对我承认，他们今天的政府远比过去曾经有过的政府要廉洁得多。类似的故事我也听韩国和日本朋友讲过，换句话说，韩国和日本也曾经有过腐败丛生的时代。于是我想到了中国，在她经济发展的飞跃时期出现的“普遍的腐败”。
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一样，来自西方社会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亚洲（没有千年基督教传统的）文化而言是“他者”，是需要“引进”的制度。而旧体制内的“变法”往往要求改革者争取体制内的政治支持，从而不得不对旧体制下的特权集团实行“赎买”。在这一意义上，腐败作为从旧制度脱胎而生的新制度的“润滑剂”，得到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容忍。另外，印度、菲律宾，以及旧中国“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无节制的腐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动荡和革命，会极大地破坏面向新制度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从而迫使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复辟”作为解救危机的惟一手段。这便是列宁曾经指出过的“每一次革命之后的反革命”。对大国而言，外力的干预毕竟不足以支撑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大国的历史总是表现为“革命”时期与“反革命”时期的交替。而源自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韦伯所称的“理性资本主义”）体制在东方各国的命运也就融入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之内了。
现代市场经济能够在亚洲各国植根生长，如果不取决于西方强势集团的帮助，就必定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在上述那种腐败的两面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的改革过程之所以具有全球意义，在我看来（与印度的改革过程一样），就在于西方市场制度移植到东方大国所引发的全部复杂性和文明的冲突，作为对韦伯问题的一种当代回应，我们不妨环顾一下世界上那些植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埃及、巴西、俄罗斯。我们试问，在这些大国里是否已经成就了现代市场经济呢？否。这一回答便已经凸显出了中国改革过程的全球意义。
当经济生活与国民信仰发生冲突时，经济学便总会演变为“政治经济学”。另外，体制转轨时期，当腐败（作为“润滑剂”获得其合法性以后）事实上是不可避免地泛滥时，政府反抗腐败的任何措施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经济的艺术”，这里才有机会表现出政治家的优劣，才有机会涌现出创造历史的“英雄”。
当我们回顾由《财经》杂志贡献给我们的这组“案例”报告时，我们不会忽略这些案例中的主角大都是货真价实的“企业家”，都是这次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也是变革的推动者。即便是那些“骗案”的主角，能够说服人们把钱（代表经济资源）交给他们，就这一意义而言，仍然构成熊比特所说的“企业家行为”。当然，这些人身上的企业家能力在不同方向上被制度大大扭曲了。企业家能力是一个社会最可宝贵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原因。旧制度之所以式微，正在于它扼杀了社会成员身上蕴涵着的企业家能力。
人，如康德所言，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正是自由意志把人超拔出动物界，带上了一些神性。人的自由意志在经验世界里表现为探索和创新的冲动，表现为对现状的永不满足，对常规的厌倦，以及对生命之美的追求。沿着这一向度，我可以定义企业家能力之首要的一项内涵———创新的精神。
可是仅仅凭了创新精神是不足以完成企业家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能的。企业家是社会里面分工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人，所以企业家能力的第二项要素是我反复讨论过的“合作的精神”。我见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最突出的气质是善于与人合作而不是善于创新。而那些非常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却往往因为缺乏合作精神而失败。合作精神所要求于企业家的，常常是与他身上的创新精神相反的东西，例如对他人的忍让，对本己冲动的克制，圆熟而不是锋利，周到而不是义无反顾。在中国社会里组织人际合作是比在西方“成熟个人主义”社会里更加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合作的规模超出了血缘关系所支撑的范围以外时。
于是需要有第三种精神，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种在神召的驱动下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一个理想的企业家，他的能力当中必须包含这三种精神，非如此而不能成就他的事业。然而这是一个无神的文化，这里没有浸透着先辈情感的“神召”和先辈流传下来的饱含了“敬业精神”的生活习惯。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一超越方式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我认识一位企业家，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毕生追求的境界，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人世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企业家最高的境界了。
上述的三种精神，依照它们的深刻程度排列。创新的冲动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那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冲动。而合作的精神则深刻得多，它需要人与人之问的理解和同情，需要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最后，敬业的精神是近乎宗教的，是一种与“信仰”有关的东西，是一种精神气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三个层次的精神冲动会依次显现出来，并且会与市场经济所遵守的“效率原则”的西方背景发生越来越强烈的冲突。
沿着这一向度，我定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域。经济学讨论“效率原则”，而政治学讨论什么是好的，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在这一意义下，政治经济学讨论如何在理想目标的指导下落实效率原则，并且分析理想与现实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经济学家们关于腐败的讨论就在这一论域内展开。
反抗“普遍的腐败”，这是一种艺术。因为腐败之所以能够普遍地发生，恰恰是因为旧制度已经全面瓦解。韦伯说，任何制度，若要有效地维持自身，都必须获得某种“合法性”。旧制度下的普遍腐败恰恰说明这一合法性的丧失。问题在于，这一现象同时也是新制度获得其合法性之前所经历的现象。这造成关于制度权力的合法性的“真空”局面，是把腐败制度化呢？还是深化改革，让理想中的新制度获得合法性？后者当然意味着与改革所造就的新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抗争。这就是改革者面临的基本问题。改革，于是不可避免地总是在维持这种“刀刃上的均衡”并且从这一均衡中获得机遇。在这一意义下，我定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政治经济艺术”。
这组案例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是一群优秀记者和编辑采写的新闻性报导，但它们发生的背景，它们被“引爆”的时间，以及它们的引爆所涉及的文化社会政治条件，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组丰富深刻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案例教材”。
本文是作者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引爆从1998开始》一书所作的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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